南省图书馆观看托夫勒的演讲视频。“看得我们热血沸腾”。袁金华说。

      现实却令人失望。在当时主流的思想体系里，工人是工厂的主人，但是“主人”一点也不爱工厂。机械厂有很多二手设备，“只要机器一出毛病停产，工人们帽子一甩，高兴得嗷嗷嗷嗷大叫，欢天喜地就下班回家了。”袁金华说。

      这让梁稳根和袁金华等人备感失落，“国家还这么穷，这样子怎么能富强”，梁稳根、袁金华说他们那一代人天然有种家国情怀。袁金华读初中时，他哥哥有位同学是教育局长的儿子，家里订了份《参考消息》，谈起当时的国际局势头头是道，袁金华觉得这个人“神奇透了”。2012年12月12日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提到当年的胡耀邦等人，54岁的袁金华忍不住红了好几次眼圈。

      他们对工厂提出了一系列改革意见。厂长王福全对这几个“不安分”的年轻人颇为赏识，工作一年多后，梁稳根就成为了机械厂的体改委副主任，属于副处级干部，唐修国等人同样也得到了被提拔的承诺。随后，梁提出能否承包一个车间，推行改革自负盈亏，这个建议并没有得到准许。

      那时候，中国企业家的杰出代表是步鑫生和马胜利。熟读西方管理学著作的梁稳根觉得，步和马那一套非常粗糙。梁等人认为自己不比他们差，他们决心成为中国的理论家和的实践家。

      按照梁稳根初的想法，他们要了解十个行业、调研十个项目、存够10万元启动资金之后，才辞职下海。不过几个人准备辞职的风声已经传遍全厂，而他们的“出位”又被一些思想保守的老干部视为爱出风头的反面典型，辞职计划不得不提前落实，而风靡中国的下海大潮还要等到7年之后的1992年才到来。

      梁把此次辞职下海定义为一场社会试验，“给后来者提供样本”。这种将个人选择赋予历史使命的光荣感和悲壮感，一定程度上抵消了失去了铁饭碗的恐惧。

      接下来的离职则是一场彻头彻尾的冒险。

      梁和几个同事提出离职后，工厂方面扣押了他们的档案和户口本——当时要领到买口粮的粮票必须拿着户口本，没有户口本意味着他们连生存问题都难以解决。

      梁本人并非莽撞之徒，他知道该找一位在涟源县有话语权的人寻求保护。1985年10月，他找到了县委书记阳花萼。2012年已经78岁的阳花萼只读过三年书，但是思想相当开放，自学上网。阳当年也属于改革派人物——为了鼓励县里的经济发展，他组织了一百多名县里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落后分子”，让他们佩戴大红花在县城里游行了一大圈。

      开明的阳花萼答应提供保护，免得他们被机械厂抓回去。

      阳花萼还承诺，“干不成到县里当干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