逆物流

企业逆物流在物流活动中扮演产品退回、产源减量、再生、物料替代、物品再利用、废弃清理、再处理、维修与再制等角色，相对于正物流程序，逆物流活动的有效进行对企业的营运绩效将具有重大的影响。例如：导入产源减量、物料替代、再生物料的使用等项目，将可减少制造过程中废弃物品的产生;强化公司产品退回的处理效率，可以提高客户满意度，降低退货处理成本;运用物品在利用、再处理与再制的程序，可延长物品的生命周期，增加物品的使用效率;做好废弃物清理的步骤，除了降低企业的处理成本外，同时也降低对环境的伤害。

从一开始企业社会责任就注定被打上时代的烙印，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经济体制下，社会舆论对企业的期望和要求是不同的，从而社会责任问题的焦点、范围也有所不同，显示出明显的动态性和时代特征。但随着经济的日益发展，人们就越能超越单纯的经济范畴，关注点也由自身扩大到社会层面，同时，利益相关者对于自身权益的要求也有所提高，对企业提出更高的社会责任的期望和要求。从西方国家企业发展的进程看，zui初的目标就是追求短期的经济利润，在20世纪50年代~70年代，经济活动的主流思潮是赢利上，追逐财务目标是企业的座右铭。尽管在20世纪50年代环境问题已经初露端倪，但其演进的主要特点在于渐进性、隐蔽性及滞后性，经济增长可以用一定的指标来衡量，而环境问题只能通过危害的后果及对损害的分析、测定才能获知。因此，在这一时期，环境和企业社会责任问题都尚未被纳入研究的范畴，在这一时期的逆物流的活动也仅仅是微乎其微。如在零售业中，zui终产品的处置基本属于顾客的责任，偶有建立产品召回制度的企业也大多将有缺陷的产品视作废品而不是资产，它们zui终的命运不是被烧毁就是被填埋。

在20世纪70年代，企业逐渐形成“顾客*”的观点。在这一时期，市场营销理论获得了完善，生态学市场观念开始萌芽，预示着企业将形成更理性的生产观，即产品须与生存环境相协调平衡，企业才能得到生存和发展;环境科学的雏形初现但尚未形成主流，而企业已日益感到资源稀缺性造成的商业环境中的竞争压力。与此同时，虽然企业社会责任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引起关注，但在西方国家劳工不断争取之下，在消费者反复推动之下，在社会强大压力和政府积极引导之下，企业逐渐意识到对社会的公益责任。因此，以上种种因素导致了嗅觉灵敏的跨国公司涉足于逆物流功能之一的产品、包装品等的回收利用，这些举措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取悦对售后服务的呼吁日益高涨的消费者。不可否认，在一些机电行业，如汽配、电子等行业，资产的恢复和资源的复用成为了较好的“副产品”。这一时期关于逆物流的研究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框架，而是大都围绕逆物流的功能之一——产品再生循环进行。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环保问题成为主流媒体关注的焦点，“清洁生产”的概念被提出并开始在业界实施。所谓清洁生产，即从生产的源头，包括产品和工艺设计、原材料使用、生产过程、产品和产品使用寿命结束以后对人体和环境的影响各个 　　环节都采取清洁措施，预防污染的产生或者把污染对社会的危害控制在zui低限度;企业社会责任术语在这一时期引起业界及学术界的广泛争论，同时这也预示着社会责任活动的兴起。在社会责任日益受到重视的契机下，逆物流在这一时期开始在更广泛的范畴被广泛讨论。自20世纪90年代起，社会责任运动广泛兴起，虽然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力的讨伐之声仍不绝于耳，但主流舆论大体高举支持的旗帜，这一时期还伴随着营销学上的社会市场观念得到广泛承认，逆物流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逆物流这一术语*次被赋予科学系统的内涵，逆物流研究的理论框架也在这一时期*次被提出，逆物流的诸要素在供应链研究中开始占一席之地，学术界广泛开展了关于逆物流的成本、有效运作、营销市场和发展的机会与风险、影响因素等研究。

从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假定看，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并无矛盾。亚当·斯密认为，无数自私自利的“经济人”在一只无形的手的指挥下，从事着对整个社会有益的经济活动。他在确认人的利己主义本性和趋利避害的行为动机后，指出每个人越是追求自己的利益，就越会促进社会利益的实现。古典经济理论几乎把市场经济下企业的功能等同于企业的社会责任，因此企业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率地使用资源以生产社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并以公平的市场价格销售给消费者，企业就算尽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然而，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经济观”与“古典观”相对立。而社会经济观认为，企业的首要目标是保证生存，其次才是利润zui大化，而生存的目标要以承担一定的社会义务来保证，如保护环境、安全生产、讲信用等保护社会福利的方式，他们必须融入所处的社区及慈善组织，从而在改善社会环境中扮演正面的角色。以上2种不同的解释框架虽然都得出企业应当履行一定的社会责任的结论。但对企业社会责任不同的因果论证反射出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动机，而对社会责任持有不同的动机将会导致企业对逆物流采取相异的实施运作行为。无法否认，资本主义的目的只有一个——利润zui大化。因此，在“古典观”看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是不存在，社会责任的“良果”是无为而治的结果，即“利己行为”自动产生“利他行为”的结果。换言之，企业社会责任是“恶之花结的善之果”。但是，当社会责任的履行与经济效益相矛盾时，“果树”是无法开花结果的，因此对社会责任持“古典观”的企业对逆物流的实施是非常有限的，大多以短期的或直接的经济利益为首要目标。反观“社会经济观”的论断，企业社会责任是利用“利他行为”来达到“利己目的”，即“恶之果由善之花产生”，因此所谓的“善之花”是一种粉饰性的“伪善”行为，因而对社会责任持这一观点的企业虽然能考虑到中*的逆物流带来的经济收益，但粉饰性的本质使企业对逆物流的资源投入有限，且流于表面的浮躁，譬如仅为博得媒体、消费者等的认可或信赖等。尽管有的企业能超越“利己”本质，产生“利他”动机，而致力于“利他”的行为，但毕竟这不是主流的表现形式，因此不管是“古典观”抑或“社会经济观”，都需要在整个社会建立对逆物流的行为行之有效的激励制度。

从广义上来说，企业社会责任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强制型的社会责任、关联型的社会责任和扩展型的社会责任。一般来说，强制型的社会责任是指企业在经济活动中需要担负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要以一定的法律手段来促成，因而具有一定的强制性;关联型的社会责任是企业在经济活动中需要担负的经济责任和法律责任，它的履行需要以法律手段、经济手段和行政手段的联合制约来予以保证;而对于扩展型社会责任，社会对其没有强制性的约束力，以社会舆论的导向为主，企业自愿自发地履行。企业社会责任是一个有下限但没有上限的概念，企业对社会责任的承担和履行一般表现为一定的层次性，这三种社会责任呈金字塔形：塔基是强制型的社会责任，塔身是关联型的社会责任，而塔尖则是扩展型的社会责任。企业通常的次序是从强制型社会责任到关联型社会责任zui后再到扩展型社会责任依次递进。企业承担社会责任的大小和程度客观上也受这一次序和层次的制约。企业必须承担社会责任，但企业也是经济活动主体，而不是社会活动主体，因此企业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主体，而是参与解决社会问题。企业对社会问题的参与程度与企业在逆物流的实施上存在一定的关联，即对比企业在社会责任问题上的表现，企业逆物流的实施同样可以分为三个层次：当企业处于基本社会责任状态时，其承担的社会责任是非常有限的，于法律法规所强制的范畴，因而企业对于逆物流的概念是不敏感的，处于这一层次的企业对逆物流的实施是较基本和较初级的。如能在遵纪守法、诚信公正的基础上满足产品的售后服务等，处于这一层次的逆物流功能通常是由企业的一个职能部门来完成，这一职能部门的掌管者通常并非企业的zui高决策者。当企业进入关联型的社会责任阶段时，其对社会责任承担的范围扩大到一定的层面，如对消费者负责、增强与社区的、保护环境等，企业zui高决策者在对外部环境的适应中逐步扩展逆物流的运作，如对回收物品的再循环使用、修复后再利用、以及改造后再销毁等。较之*层次的逆物流运作，这一层次的逆物流zui大不同是，其职能部门往往涉及企业的zui高决策及长远规划，逆物流的实施已不仅是一附属的职能，而是形成涉及供应链中的各个环节的逆物流渠道，如与采购、生产、销售等有关。当企业的社会责任达到更高一级的形式，企业开始积极参与慈善捐助、公益事业等“无私奉献”。但在现阶段大多数企业不能*做到承担这三个层次的社会责任，仅有极少数的企业能令经济利益与企业责任成为并蒂双莲，这些企业通常不仅置身于供应链的核心位置，而且在行业内亦是发号施令者，其逆物流活动涉及供应链的各成员单位，包括对供应商、经销商、供应商的供应商、经销商的经销商的逆物流管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