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逆物流

在20世纪70年代，企业逐渐形成“顾客*”的观点。在这一时期，市场营销理论获得了完善，生态学市场观念开始萌芽，预示着企业将形成更理性的生产观，即产品须与生存环境相协调平衡，企业才能得到生存和发展;环境科学的雏形初现但尚未形成主流，而企业已日益感到资源稀缺性造成的商业环境中的竞争压力。与此同时，虽然企业社会责任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引起关注，但在西方国家劳工不断争取之下，在消费者反复推动之下，在社会强大压力和政府积极引导之下，企业逐渐意识到对社会的公益责任。因此，以上种种因素导致了嗅觉灵敏的跨国公司涉足于逆物流功能之一的产品、包装品等的回收利用，这些举措的主要目标是为了取悦对售后服务的呼吁日益高涨的消费者。不可否认，在一些机电行业，如汽配、电子等行业，资产的恢复和资源的复用成为了较好的“副产品”。这一时期关于逆物流的研究尚未形成系统的理论框架，而是大都围绕逆物流的功能之一——产品再生循环进行。到20世纪八九十年代，环保问题成为主流媒体关注的焦点，“清洁生产”的概念被提出并开始在业界实施。所谓清洁生产，即从生产的源头，包括产品和工艺设计、原材料使用、生产过程、产品和产品使用寿命结束以后对人体和环境的影响各个 　　环节都采取清洁措施，预防污染的产生或者把污染对社会的危害控制在zui低限度;企业社会责任术语在这一时期引起业界及学术界的广泛争论，同时这也预示着社会责任活动的兴起。在社会责任日益受到重视的契机下，逆物流在这一时期开始在更广泛的范畴被广泛讨论。自20世纪90年代起，社会责任运动广泛兴起，虽然对企业履行社会责任不力的讨伐之声仍不绝于耳，但主流舆论大体高举支持的旗帜，这一时期还伴随着营销学上的社会市场观念得到广泛承认，逆物流的研究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逆物流这一术语*次被赋予科学系统的内涵，逆物流研究的理论框架也在这一时期*次被提出，逆物流的诸要素在供应链研究中开始占一席之地，学术界广泛开展了关于逆物流的成本、有效运作、营销市场和发展的机会与风险、影响因素等研究。

从古典经济学的理论假定看，企业利益和社会利益并无矛盾。亚当·斯密认为，无数自私自利的“经济人”在一只无形的手的指挥下，从事着对整个社会有益的经济活动。他在确认人的利己主义本性和趋利避害的行为动机后，指出每个人越是追求自己的利益，就越会促进社会利益的实现。古典经济理论几乎把市场经济下企业的功能等同于企业的社会责任，因此企业只要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率地使用资源以生产社会需要的产品和服务，并以公平的市场价格销售给消费者，企业就算尽到了自己的社会责任。然而，企业社会责任的“社会经济观”与“古典观”相对立。而社会经济观认为，企业的首要目标是保证生存，其次才是利润zui大化，而生存的目标要以承担一定的社会义务来保证，如保护环境、安全生产、讲信用等保护社会福利的方式，他们必须融入所处的社区及慈善组织，从而在改善社会环境中扮演正面的角色。以上2种不同的解释框架虽然都得出企业应当履行一定的社会责任的结论。但对企业社会责任不同的因果论证反射出不同的企业社会责任动机，而对社会责任持有不同的动机将会导致企业对逆物流采取相异的实施运作行为。无法否认，资本主义的目的只有一个——利润zui大化。因此，在“古典观”看来，企业履行社会责任的动机是不存在，社会责任的“良果”是无为而治的结果，即“利己行为”自动产生“利他行为”的结果。换言之，企业社会责任是“恶之花结的善之果”。但是，当社会责任的履行与经济效益相矛盾时，“果树”是无法开花结果的，因此对社会责任持“古典观”的企业对逆物流的实施是非常有限的，大多以短期的或直接的经济利益为首要目标。反观“社会经济观”的论断，企业社会责任是利用“利他行为”来达到“利己目的”，即“恶之果由善之花产生”，因此所谓的“善之花”是一种粉饰性的“伪善”行为，因而对社会责任持这一观点的企业虽然能考虑到中*的逆物流带来的经济收益，但粉饰性的本质使企业对逆物流的资源投入有限，且流于表面的浮躁，譬如仅为博得媒体、消费者等的认可或信赖等。尽管有的企业能超越“利己”本质，产生“利他”动机，而致力于“利他”的行为，但毕竟这不是主流的表现形式，因此不管是“古典观”抑或“社会经济观”，都需要在整个社会建立对逆物流的行为行之有效的激励制度。